长治，一个有着东北人豪爽性格的年轻人，他曾经靠倒腾香烟在90年代初年挣得了10万元，想利用这笔钱做生意当大老板，却不料逆境连连。在多年的漂泊和奔波中，他去了俄罗斯，成为了一名难民，饱尝人生沧桑和苦难。然而，他从未放弃过自己…………

立志当老板

长治出生于黑龙江一个普通工人家庭，家里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他从小对赚钱特别感兴趣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金钱的“魅力”也在他的心境中与日俱增。

改革开放后，他想成为一名大老板，因此辍学了。尽管家人反对，但他不听劝告。18岁那年，他要去外地打工挣钱。父母没有反对，放手让他自由发展。踏出社会后，他在哈尔滨听说有人往佳木斯寄“大重九”，一包烟可以挣五毛钱。于是他往家里邮寄了500盒烟，顺利挣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但倒烟并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他找了份工作，月薪五十块钱。

进入仪表厂不到半年，他突然收到了被下岗的通知。正处于“叛逆期”的他只好做起老本行，靠摆烟摊赚钱维持生计。那两年，生活的压力持续加剧，让长治看到了赚钱的不易，也更加渴望获得更高的收入。

1993年，一位表姐告诉他有人从俄罗斯收购废弃的军用设备，倒卖可以获得十分可观的利润。虽然长治很想赚钱，但也清楚危险性高，因而先通过学习各种手艺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。在其准备充分以后，他委托朋友帮助办理旅游签证。

1995年8月，长治带着全部身家12000元去了俄罗斯谋生。尽管这个国度充满危险和未知，但他的渴望使他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。那一年，他29岁，一心“求财”。

在出国前，他想象自己会很快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，但是他的文凭并不够充分，让他的求职之路变得更加曲折。

于是，长治在国外打拼的第一份工作变成了在集市上代卖鞋子。虽然这份工作并不高大上，但是对于一个初中文凭的人来说，也有不小的挑战。因为他不懂俄语，所以每次卖鞋都只能用手和家人比划，让他很快就被“有心人”盯上了。

有一次，一伙吉普赛人来到长治的摊位面前，分散他的注意力，趁其不备在后面偷走两件货物。这让长治明白了“文化亏”的感觉，而这种感觉经常在他的生活中出现，因为他的学历短板让他无法和当地人流畅沟通。

但是，长治并没有放弃，他开始刻苦学习俄语。在两个多星期的时间里，他学会了说数字，并且生意也逐渐有了起色，三餐温饱不成问题。

但是，好景不长，长治转做扣货后被警方找上门来。警察找他要税票，可是他得到的货物都是从旅游团那里接的，根本无法提供税票。结果他被关进警察局的铁笼子里，还重重挨了一拳。

经历过这次事情，长治决定要回家了。在家乡过了几年安逸的时光，他运用自己的经验和技巧开始炒股。但是，他却沦为韭菜，钱不断地被套牢。

直到千禧年，长治决定重新踏上异国，希望能够脚踏实地地挣钱。看看能不能成为“有钱但是不炫耀”的那个人。“钱么，除了给家人留点养老钱，剩下的就请朋友喝喝茶，没什么好炫耀的。”

在这段漫长而曲折的路程中，长治经历了许多挫折和失落，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，没有放弃对富裕生活的追求。

结婚

海参崴的长治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，终于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——摆摊批发水果。

可惜在那个年代，物流和冷藏技术不成熟，很多水果从产地运到市场都会出现腐烂的情况。摆摊的老板们为了增加利润，很多都会宰秤，欺负顾客。

但是长治并不想这样做，他有自己的为人底线，不愿意昧着良心挣钱。最终他的水果摊倒闭了，长治转而做学徒，在饭店里工作。

可是这个行业也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，大师傅欺负小师傅，小师傅欺负帮厨，帮厨欺负新来的学徒。

长治为了挣钱糊口，只能一忍再忍。直到有一天，母亲的电话让他重新燃起了希望，长治兴冲冲地跑去莫斯科找活儿，然而母亲的老同事却是借钱开的厂，生意也不景气，让长治帮忙代卖货物，长治为了维护母亲的面子，只能答应下来。

可是借此卖货的同时，他又被偷走了4件皮夹克，倒赔了一笔钱。母亲的老同事竟然还嘲笑他只能卖报纸。

对于自己的工作，长治从来都不逃避，在他看来，只要是靠自己的努力挣的“干净钱”，就没什么见不得人。

于是他到了市场开始卖报纸，最开始的时候还卖电话卡，可是只挣到了十几美元。后来长治努力卖报纸，生意渐渐好起来。

他做生意的能力不错，还开始卖俄语小册子、印名片、发广告、当猎头。岁月的洗礼，让长治变得成熟，同时也让内心变得更加自律。

在市场上遇到了改变他人生的女人，那时的长治也许并没有感受到，但是未来的事情却为他揭开了高潮。

2003年的一天，为了几两碎银，长治忙着在市场里做生意，却突然看到一群女工踌躇满志地站在那里。得知她们是来找工作的，善良的长治随即拿起小喇叭，询问是否有商户招工。尽管这件事看似微不足道，却让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在这些女工中，长治认识了一个名叫秀莎的女孩。秀莎是一个“苦三代”，她的外公外婆在二战中牺牲，母亲从小便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孤儿。长治得知秀莎的故事，并了解了她在医院当护士的工作后，提出了一个新的生意：帮助中国人在俄罗斯看病。

长治在报纸上打广告，迅速吸引了一大批顾客。但这一生意需要有车，长治便卖掉自己的摩托车，买了一辆二手的日本车。他帮忙开车，秀莎则担任翻译和护士，这个生意也因此走向了成功。

在与秀莎的朝夕相处中，两人逐渐成为了好朋友，进而发展成了情侣。没有华丽的婚礼和结婚证书，两人依靠着一颗相依为命的心在一起生活。

2005年，秀莎怀孕了。由于家庭负担太重，长治必须更加努力地赚钱。他做过快递员、修电脑、安装宽带、装卫星天线和监控系统等工作，但生活的压力却越来越大，让他的身躯变得弯曲。

在一次装天线的过程中，长治不小心从梯子上掉下来，当场摔断了腿。这一事件使他陷入了更加困境的生活中。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，宽带和电脑逐渐走向没落，他的收入也随之减少了。

但是这一事件也让长治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。作为父亲，他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。于是他做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决定——重新求学。

当时长治已经是个46岁的大爷了，却决定去当大学生。当年的学校充满了年轻人，长治仿佛是一只和猴子、狗熊玩在一起的猴子。但是，他毫不在意。他说：“年轻人顾虑的是面子，成年人考虑的是实际，只要能让妻女过上好生活，自己被人多看几眼又何妨？”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。长治的勇气和担当，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值得学习的。

其次是求财。在外漂泊的异乡，长治不仅要上学，还要挣钱养家糊口。他不辞辛苦，白天去上课，晚上却要去当导演、做电脑服务。幸运的是，他挣了不少钱。不仅没亏本，还省下了房租。长治就是这样，即使是在外面挣钱，也要算计得清清楚楚，一分一毫都不多花。

最后是求婚。结婚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，对于长治来说，更是愿望已久的事。他说：“女儿12岁，老婆得癌3年，我想给她们一个名分，表明我不会抛弃她们娘俩。”于是，他和秀莎顶着生活的艰辛和官僚的不便，终于获得了结婚证。当时，工作人员提醒长治要把名字改回来，但秀莎却为了省时间，将自己的纱巾掀开，露出因为化疗掉光头发的脑袋，说：“改名要等很久，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等到那一天。”工作人员最终同意为两人登记结婚。长治接过结婚证，心里突然浮现出沉甸甸的责任感，他说：“从那一刻起，在法律层面上，这对母女的命运就和我息息相关了。”

毕业后，他准备回国看望妻女，可是在边防处被告知，如果过来了就回不去了。

长治不得不冒险进入乌克兰，陷入了卢冈斯克这个没有工作也很危险的城市。虽然因为家庭原因，长治不得不留在那里，但他还是继续寻找机会走出困境。于是，他开始做自媒体，让人们了解他的故事，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收入。

然而，他还是没能逃脱战争的阴影，不时被炮弹声吓醒。长治深知战争的荒谬，于是决定离开，寻找一片安全的土地。但是，由于身份的问题，他到哪里都很难立足。他曾经申请过加拿大的难民签证，但由于申请名字是女儿的名字，所以最终作废了。

终于，有一天，他拿到了第二次难民签证，回到了中国的家。但妻子和女儿还留在卢冈斯克，这让长治十分担心。于是，他从事探路者这个职业，希望有一天能够开辟一条新的道路，让家人过来。

长治的经历是一个真实而鲜明的个案，但类似的故事在中国的年轻人、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年轻人中不在少数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无数的中国人在外省市或海外寻找机会，有的一去不复返，有的带着沉甸甸的经历和故事回到家乡，有的则继续在外打拼。

这其中包括很多青年人的“倒腾”生意，比如卖香烟、打麻将、赌博等等，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冒着风险耕耘。同时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，许多人从工厂下岗，失去了“铁饭碗”，迫不得已选择外出打工或创业。这些人这样做的动机不仅仅是要维持生计，更多地是对生活的渴望和追求。

然而，随着社会的不断变迁，这些东北人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。在物价不断上涨、招聘难度加大、租房和买房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，很多人不得不选择离开家乡，到更大的城市或更远的地方寻找更好的机会。虽然这些人的奋斗在某些时候看起来有些彷徨和无助，但他们所经历的种种困难和挫折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奋斗史。通过这些人的故事，人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，也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生的各种变化和挑战。